无双毕竟是家山

面朝大海，背靠大陆。一片古老的土地，一种诗意的栖居方式。此地人耿介忠义、豪爽豁达、谦和风趣，被誉为“自然之子”。他们经历过磨难，却从未消沉迷失，始终葆有中原文化的底色，是“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”。山的刚毅，海的浪漫，这里的景色醉心又疗愈。文学的复兴，美酒的醇香，从这里传来的消息，格外令人喜悦和振作。在山海之间，文化与经济，相互激荡，彼此生发，共同书写着北纬37°的美谈佳话。

一

烟台，是彼岸的一盏灯火，与她熟稔、神交已久。一海之隔，是我生活的城市。与烟台有着相似的出处，因海而生，因港而兴，还说着相同的方言。

儿时承欢祖母膝下，常听她讲“海南家”的故事，“烟台”这个名字，在她口中有一种古老苍劲的腔调，目光里有一种质感浓稠化不开的东西，长大后才知那是岁月沧桑和思念。

童年最入心的地理概念，除了北京天安门，就是烟台蓬莱阁。中国古代神话的发生地，西边是昆仑山，东边是蓬莱阁。我是在奶奶炕上长大的孩子，童年的夜晚从不寂寞，奶奶给我讲故事，“八仙过海”总也听不够。蓬莱阁是幼年蕴育想象力的摇篮，这种能力的培养在那个年代是稀缺的。

奶奶还常给我讲“闯关东”，这不是故事，是人生，是她和“海南家”几辈人的命运。既有动人的神话，又有骇人的苦难，烟台，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。长大后，我要去看看。

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风潮，山东人“闯关东”是东北人最熟悉的历史。童年的夜晚明亮如昼，奶奶的叹息悠长沉重。年幼不谙世事，终究无法体会长者心底的乡愁。

一个地区，因一段特殊的历史，而被赋予一种特定的情感。多少年后，我写大连方言文化，将目光投注这个纬度，心底泛起莫名的情愫。

我所在城市的出版社，策划了一套文化丛书叫“品读大连”，将方言列入其中。我是方言这个选题的作者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了解到，大连话缘于山东话，确切地说，大连话与烟台话同属胶辽方言登连片，是汉语北方方言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，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。

与烟台的神交，再度开始了。方言隐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，我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被方言不动声色地记载着。大连人十之八九，祖籍是山东。“海南丢”的乡愁情怀，可歌可泣，是中国移民史最悲怆的篇章。

谁会把故乡忘了呢？那里的自然风光、生活习俗和人文景观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融入基因，刻进血脉。无论走多远，都难以更改。“海南家”的灯火在心里，在梦里，从不曾熄灭。

写方言这些年，我采访过不少老辈“海南丢”及其后代，这个过程不仅完成了写作，也培植了我做人的信念。他们职业不同，经历各异，却都不折不扣地继承了齐鲁人广为流传的美德。这些亲历和见闻，使我相信钱穆先生的说法真实不虚，“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，譬之于西方希腊般，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。自古迄今，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。”瞧瞧，钱先生指名道姓夸的是咱山东人。林语堂先生对北方人的赞赏，也令人想到山东人。在他眼里，北方人身材挺拔魁梧，性格开朗幽默，喜欢吃大葱，爱开玩笑，这说的不就是咱山东人吗？北方人吃苦耐劳，心思却很单纯，林语堂十分肯定地说：“他们是自然之子。”

那些年，每当我在山东人那里得到了帮助，就会想起两位先生的话。

有机会到烟台采风，实属难得。我们去看外面的世界，无论步伐多么矫健，其实都甩不掉身后的那个现实。

二

在东山宾馆安顿好之后，三人结伴去看烟台山。时值黄昏，海雾弥漫，路面湿漉漉的，远处的灯火温馨朦胧，烟台湾的海潮隐约入耳，淡淡的乡愁从心尖掠过。这就是我儿时“熟悉”的、想象的烟台吗？

老建筑，是烟台山的魂。边走边聊着，一种陌生感和叙事意味强烈的景象进入眼帘，这些老建筑风格迵异，于晚秋的花木中参差隐现，无不洋溢着浓郁的异域风情。这是亚洲保存最完整、最密集的近代外国领事馆建筑群。它像一部大书，缓缓地翻开展现在眼前。

溯流穷源，港城旧影，却原来，烟台的身世记载于此。

徉徜烟台山，我也是归来的游子。儿时在祖母身旁听到的故事，如一把把种子洒进稚嫩敏感的心田，化为“家山”一般的记忆。多年耕耘方言文化，终有机会探访方言的源头地，这种体验让我深感圆满融汇。

一个地区，有了海洋和码头，就有了更多的故事和可能性，历史叙述也有了纵深。历史上，烟台是较早开埠的港口城市，当各国军人、商人、学者、技师、传教士纷纷登陆，这座秀美静谧的小城就失去了原有的模样。外来者带来了武器与设备、种子与技术、咖啡与美酒，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碰撞、冲突和融合，从这里开始起笔，一段深重的历史记忆生动地留在了烟台山。

与回顾历史相比，畅谈当下，更有吸引力。是的，来烟台采风，无论如何，也绕不过文学这个话题。

好的作品“像蓝天上的阳光、春季里的清风一样，能够启迪思想、温润心灵、陶冶人生”。文学不是哪些人的私趣，文学是一座城市共同的事业；文学事关城市的尊严，是值得倾心守护的文化财富；文学是一座城市的细软家私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，务必珍爱和传承。

在采风交流中，我看到，烟台人都以城市有文学期刊为荣。想了解一座城市的发展，就看这座城市文学期刊的生存处境。烟台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，是北方经济的带头大哥。经济发展好的城市，文学都一派兴盛繁荣。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。

从烟台山下来，漫步至宾馆，晚宴开始了。

餐厅的灯光柔和怡人，每个人的脸色都那么温润喜悦，眼神也是生动明亮的。以文学的方式去看世界，总是如此美妙，让人充满感激。

餐桌上，得知一个消息，2022年全国葡萄酒产值80亿，烟台占了半数，这个经济奇迹值得探个究竟。

当然，这个初秋的夜晚，我们也品尝了美酒，对“醇香”“微醺”有了别样的感知和解读。

三

与历史人物的邂逅，像解题一样走进他的人生，是需要缘分的。

走进张裕酒文化博物馆，看见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张弼士先生的画像，一簇炽亮的火苗瞬间在心底燃了起来。作为一名致公党员，我对中国历史上一代代华侨精忠报国的功勋熟稔于心，由衷敬仰。其实，走进张弼士的人生，也就找到了烟台产业经济强劲发展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根基。

让时光的车轮辚辚回返，推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扇黯然喑哑的大门，一个历史事实兜面而来，晚清政府陷入了经济困境，百业凋敝,穷得叮当作响，灾荒之年更是凄惨，啼饥号寒，民不聊生。南洋侨商这个群体此时进入了晚清政府的视野。“南洋”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谓。与山东人“闯关东”一样，闽、粤两地人“下南洋”持续时间之久、历经之艰辛，也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留下浓重一笔。

1859年深秋，“下南洋”的大潮中出现一位广东少年，他就是18岁的张弼士。家乡大浦人稠地狭，灾荒频发，父老乡亲只好漂洋过海，异国求生。多少人，未及成年，即为游子。这份苦楚，若非亲历，难与外人道也。

以长期的勤勉力和精湛的经营之道，张弼士逐渐在东南亚扎下了根，数十年后，成为赫赫有名的华侨首富，被美国人称为“中国的洛克菲勒”。

每当国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，清廷就派遣专员深入南洋华侨社会劝捐。张弼士是捐款大户。除了赈灾捐，还有海防捐、赞助军饷等等，若有呼召，必有应和，以倾注全力、散尽钱财而心安快慰。

“政府依若长城，百姓奉如生佛”，这样一位华侨领袖踏上仕途也是一种必然。1892年，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，途经槟榔屿时，特意去拜访张弼士。交流中，龚照瑗问，“西人操何术而能使南洋诸岛商务隆盛若此？”张弼士的见解令其大开眼界，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。公使又问：“君致富又操何术？”这次会晤交流的含金量高，末了，公使紧紧握住张弼士双手，深沉恳挚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君非商界中人，乃天下奇才，现中国贫弱，盍归救祖国乎？”张弼士回应：“怀此志久矣。”

过去我常思考，一个国家危难之际，知识分子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。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：当夜色来临，群雁栖宿于江湖沙渚中，千百只聚集在一起。较大的安居中央，较小的在外围守夜站岗，防御人类或其他动物的侵犯。雁之最小者，睿智聪明，性情机敏，承担警戒工作，被称为“雁奴”。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敢于发声、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也是“雁奴”。一个出色的知识分子，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，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。

走进一代侨领张弼士的人生，我发现，思想启蒙固然重要，但实干兴邦的力量更令人震撼。“大丈夫若不能以文学致仕，扬名显亲，亦当破万里浪，建树遐方，创兴实业，为国外华侨生色，为祖国人种增辉，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？”将国外的商业思想、先进技术带回来，敢于革除弊政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张弼士身上也有雁奴之精神。

国家要发展，经济必须强大，实业救国是他一直不变的政治主张。“宁为雁奴死，不作鹤媒生”。奔波海外，无论经历多少困苦，他始终不忘宿志。  

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，清政府开始在海外设立领事馆，这是当时护侨的重要措施。清朝政府对贡献突出的侨商，赏赐官衔，不少华侨走上了“商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这其中就包括张弼士。1893年3月，他被委任为槟榔屿副领事，从此便与清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。

家国乾坤大，只有与国家声息相通，心灵才能获得长久的平静，如溪流奔向海洋，雄鹰回归蓝天。

槟榔屿是马来西亚西北部一个小岛，以华人为主，风光秀美，商业繁荣。他一心扑在这个小岛上，调解华侨内部纠纷，保护华侨利益，深受华人社会称道。转过年，他升任新加坡总领事，更加勤勉投身政务，是清政府护侨保商政策的国外执行者。

谁人不起故园情？作为飘泊海外多年的侨商，张弼士深知华侨的内心世界，他们渴盼与祖国的联络，心有归属，情有依傍，才能心无旁骛投身事业。他建言，在海外设立领事馆，这只是护侨的第一步，华侨归国后的生存发展也要有保障。

张弼士受到李鸿章的赏识，于1896年被调回国内督办一系列重要商业项目。1903年初春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向清政府递交一份“振兴商务条例”，奏请设立商部。中国颓败的根本在于商业缺少竞争力，要走出困境必须振兴商务。

这一年秋天，清政府商部正式成立，随之颁布护侨、招商、引资的配套政策。重农抑商的时代格局开始发生改变。

华侨资本是民族经济的重要来源。“振兴商务条例”共12条，涵盖各个重点民生领域，每个领域均落笔在“招商”议题。将在海外赚的金砖，一块块搬回家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将国外的经营思想带回去。

1894年，张弼士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。其时，他已在国内开办数十家企业，涉及领域相当广泛，与民生息息相关。而张裕葡萄酒很快在国际上获得极高声誉，开创了中国近代葡萄酒工业化生产之先河。

“商”是他核心思想，“兴垦”也是他极力主张的富国理念。然而，他的“兴垦观”，不是传统、单一、粗放型农业垦殖，而是将农、工、商、路、矿集结起来的系统工程。“振兴商务条例”有7条涉及农业，“今天下穷苦极矣，不兴商务，天下之民几无生路。兴商务，不兴农务，则根本已失。”显然，兴农才是兴商的根本。他这一观点当时在烟台被诠释得无比生动。

洋流涌入，西风东渐。他亦深知传统垦殖之弊端，建议招商投资兴办新型种植业，注重对先进科技的引进。也正是有这番见识，他选择在烟台创办葡萄酒业。烟台，是一个神妙至极的地方。从1896年冬天起，他从海外采购葡萄秧投放烟台，“聘名师，采各种葡萄自种自接”，所产葡萄全部用于张裕酿酒公司。这位理论与实战兼资的实业家，在烟台证实了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之路，开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声。

制度变革的力量，是多么惊人。但是，变革又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？这位商人官员的每一次出场，总是带着一个又一个紧迫的议题。他是晚清招商引资政策的推动者、建言者与执行者，也是一代华侨“致力为公”、精忠报国的标志性人物。

了解张弼士的商业思想，再来看烟台的葡萄酒产业，就多了一种历史眼光。烟台为葡萄酒产业立法，谁阻碍、破坏产业发展，会受到法律制裁。这令人想起张弼士在晚清社会倡导实施的那些“硬手腕”，体现了这座海滨城市改革发展的决心与胸襟。

在人世间，选择一座城市安居，总是带着一份心意，一种憧憬。怎样生活才是安居？如何规划才有诗意？走过烟台，我找到了答案。请俯下身来，像看雨水如何渗透土地、春苗如何萌发新芽，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。如初来乍到一般，怀着满满的敬意和兴趣，去探访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、奋斗过的先贤。他们的思想和功绩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都值得细细品读；他们挚爱国家、造福社会、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境界，如同文学，都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。

清晨要离开烟台了，我还有一桩心事，没有去拜谒冰心先生。时间颇紧巴，那就从冰心纪念馆门口走一趟吧。“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，我对烟台的眷恋是无限的”，如此深挚，不知先生会不会近乡情怯不敢相问？与先生远远地打了招呼，从半山腰往下走，一道和煦明丽的晨光迎面扑来，抬头望去，远处的山海，如诗如画。此时此刻，我这个外乡人内心也生起了“无双毕竟是家山”的眷恋与惆怅……